我退伍后回农村种地20年,战友当了局长来

年，那年的我19岁，初中毕业的我却已经种了三年多地，基本算得上一个合格的农民了。那一年秋天，乡里武装部的干部来我们村动员参军，我也试着去体检了一下。

说句老实话，一开始我也并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主要是冲着那两块钱的补贴和几顿好饭菜去的。

没想到，我们村去的五个人里，竟然只有我一个体检合格。当干部通知村里转告我做好准备，年底前就要集训入伍的消息时，我还云里雾里的。

虽然一开始没有什么高尚的动机，但真的成了一名准新兵的那一刻起，我的心里突然就有了几分骄傲，反正临走前的那段时间里，做什么事都是干劲十足，还主动帮几个老人去挑过水。

后来，村上的锣鼓队敲锣打鼓把我送到乡里，然后和其它几个村的人一起到了区里（那时候县下面也有区，管着几个乡镇，和现在的市辖区完全不同），随后再到县里集训，然后就被部队的人接走，正式成为一名军人。

很意外的是，我们区竟然有三个人分到了同一个部队，除了我之外，还有阿涛、阿元两人。阿涛后来甚至还和我在同一个班，阿元则去了另外的连队。

新训之后，我被分在炊事班，而阿涛因为是高中生，就成了连队的文书。

三年的部队生活，我其他技术没有学到，更没有上战场立功的机会，倒是练就了一身的做饭本领。作为南方人，甚至也擀得一手好面，北方的几个战友都说，我包的饺子很地道。

而阿涛在家里就是个嘴馋的人，到了部队经常说肚子饿找我要开小灶。作为老乡，自然会暗地里给他弄点吃的，反正就在营房吃掉了，倒算不上违反纪律。

就这样，三年的时间一晃而过，年，我这个火头军到点就退伍了。而阿涛有点官运，当了一年多文书之后就成了班长，自然就继续留在部队。

退伍那天，我们一行人哭得稀里糊涂，虽然都是和平时期的兵，但我们都从骨子里把战友当作那种可以托付生死的人。

我和阿元一起回家，阿涛眼泪婆娑地送我们上了火车，还反复交代今后要多联系。

就这样，我和阿元回到了老家农村继续做起了农民，乡亲们都说，三年不见，你就像脱胎换骨回来了，身上的旧衣服总是那么干净，即使是夏天，衣服的扣子也是一板一眼地扣好。尤其是家里的卫生，打扫得更是一尘不染。

这当然是在部队熏陶出来的习惯，回来的第二年，我就被乡亲们选举做了村长，那一年我还没结婚呢。

后来的事情发展其实就挺平稳了，我也是按部就班地结了婚，更难得的是，阿元原本是邻村人，因为那个村比较偏，竟然来我们村做了上门女婿，以前的战友，现在的邻居，关系不是一般的好。

到97香港回归的那年，我已经是村上的支书了，很惭愧的是，我这人虽然自问不贪不要，但到底本领有限。再加上偏远山区的乡村嘛，村上的集体经济几乎空白，以前还有的一个林场现在也不值钱了，村上的发展完全停滞，到那时已经是全乡有名的贫困村了。

那年年底在乡里开总结会的时候，书记单独把我留下，说明年会有市里的扶贫组来我们乡，因为你们村是大家公认的贫困村，就决定驻扎在你们村。

这当然是一个好消息，其他乡镇早就有那种扶贫组的先例，两三年里就旧貌换新颜。

第二年一开春，市里的扶贫组果然如约而至，据说是由林业局的副局长亲自带队，这对我们这样的山区村子来说，林业局这样的单位显然是再对口不过的了。

在村口的桥头接到工作组的那一刹那，我顿时呆住了，因为带队的副局长竟然就是战友阿涛！

其实，我和阿涛这些年每年都会见一面。当年我和阿元退伍后，阿涛留在部队继续发展，从班长一路做到了营长，然后才转业回到老家。

阿涛转业那年我们聚了一次，大家述说多年不见的思念之情，再见时已经年近不惑，自然是不胜唏嘘。

阿涛只是告诉我们转业到了市里，医院的医生，据说帮他联系了好几个单位，但最终到底在哪里上班还不知道。

那次聚会后，阿涛每年都会回老家，因为要路过我们乡，一般都会来和我们聚一聚吃顿饭，但从来没有和我们说过具体干什么，只是说在市直机关上班，你和阿元到了市里的话就打我电话，我一定接你们去家里住。

可惜的是，这些年我和阿元还真的没有机会、也不需要去市里，阿涛留下的电话也没有打过，还真不知道他具体做什么。

想不到期待了很久的扶贫队，带队的人竟然是阿涛。

阿涛倒是老远就叫起了我的名字，然后是一个紧紧的拥抱，又把我介绍给其他人，得知我是阿涛的战友，大家对我都很客气。

第一顿饭原本是安排在村里会计家里的，但阿涛硬要去我家包饺子，说是现在想起你当年包的饺子还流口水。我拗不过只好带大家回了家，手忙脚乱准备和面剁馅，阿涛甚至亲自挽起袖子在旁搭手，弄得其他几个部下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阿涛当晚就住在我家，我把阿元也叫过来，三个人聊了一通宵，我们向他介绍了村里的大致情况，也说明了村里没有什么机体经济，所以才无法发展起来。阿涛听了只是点头，似乎也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就这样，阿涛开始了在我们村的扶贫工作，每周都会在村里住五天，周末才回市里处理公务。一个月之后，阿涛就主持召开了我们村的扶贫会，甚至还请了县乡两级的人一起座谈，说是要集思广益给我们村找一个好门路。

大家都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阿涛最后做总结，大概意思就是实在找不到什么门路，还是帮我们向上级申请扶助资金，改善一下民生条件算了。

我虽然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但对这种单纯给钱的做法很不屑，听完阿涛的话马上就站了起来，说你们不能为了扶贫而撒钱。如果真的能这样解决问题，那不干脆每家每户发一万块钱，那不就全不成了万元户，皆大欢喜一夜之间脱贫致富了吗？

我的话就像竹筒倒豆子，包括阿涛在内，所有人都被我给震惊了，尤其是县乡两级的人，更是目瞪口呆，乡长愣了一下第一个出口喝止我继续说下去，然后是异口同声对我讨伐了。

说句老实话，我一开始并没有想到会引来这么大的反应，也被眼前的领导一通呵斥给弄傻了。幸好阿涛很快就回过神来，站起来哈哈大笑对大家说，你们稍安勿躁嘛，我这个战友本来就是根擀面杖，半天都说不出两句完整话的人，今天突然口若悬河，却又被你们给吓跑了。

阿涛的话才算给我解了围，见他这个最大的官都不在意了，大家也就陆陆续续坐下，嘴里都在打着哈哈，只是那个刚要宣布的结论也就再也没有人提起。

那天下午，阿涛原本是要去县里的，也特意留下来，让我陪着爬上村里最高的山，站在山顶看着村里，一条河流围住整个村子，村后就是大山，河面上只有一座拼接起来的木桥。已经98年了，村民建房子购买的谁呢钢筋等建材，还都只能运到桥头，然后用竹排转运过河，这头用拖拉机或者人力车拉回家。

阿涛看着村子，突然就茅塞顿开，指着山下的河流说，要想富，先修路，你们村落后的根源，其实并不在有没有集体经济，那个既要资源也要有机遇，但目前最大的困难其实就是交通啊。你想一下，如果河上有一座大桥，运输发达起来，人们的流动就会加速，各种生意不就自然做起来了么？

办集体经济是一条致富路，为村民创造一个更好的自然条件，让每个人都能参与到这个发展的潮流里面来，前者是看得到的集体富裕，后者则是看不见的藏富于民，同样也是一条致富路。

说到这里，阿涛显得意气风发起来，还拉着我的手说起了感谢话，说是感谢你这个老战友，刚才在那种场合都能给我当头棒喝，如果按照那些人的意见，真的就是弄点钱来随便套个项目，肯定也是劳民伤财的事，你做得好，我得感谢你这个老战友啊。

听了阿涛的话，我没有半点骄傲之情，倒是有点难为情了，毕竟，我说那些话的起因，其实只是反感那种浮夸形势而已，真正想到村里贫穷症结所在的还是他自己啊。

就这样，阿涛拉着我马上下山，还连夜写了一个总体思路方案出来，第二天就去找人商议，很快就决定下来，在我们村中心位置修建一座跨河大桥，然后负责接通两头的公路。

在阿涛的运作下，我们村的公路和大桥在一年内相继完工。竣工后还有少许剩余资金，阿涛又到处募集，干脆给村民们也引进了自来水，世世代代挑水喝的村民们，也喝上了自来水。

随后的几年时间里，虽然我们村还是没有什么厂矿企业那些经济体，但村里的发展却是肉眼可见地提速了。关键是人们思路上的转变，以前想要做点什么生意，首先第一想到的就是能不能运回来，在起跑线上就落后别人一截，即使是在消费上，越是做大事，成本就比人家多更多。

现在那些问题都彻底没有了，集思广益的后果就是，那些说不出什么经济道理的村民们，就用自己的脚“投票”做出选择，用自己的双手去做自己认为合适的事情。

十年过去的年，我们村依然是没有任何企业，但当初全乡最贫困的村子，附近的姑娘都愿意嫁到我们村来了。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我们村的人家里基本都不穷。

而此时，阿涛也退休两年，今年来我们村聚会的时候，看到我们村翻天覆地的变化，还在感叹当年那一次“吵架”。

而我和阿元依旧还是老样子，到了这年纪，反倒会拍他几下马屁，说我们村发生的一切，阿涛你是功不可没啊。阿涛听了到了乐呵呵的，看得出来，他的开心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