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庙作为公共空间对浙北某拆迁村庄民间信仰

在社会组织结构中，民间信仰在传统中国社区的组织和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韦伯看来，中国村庄自治组织多以村庙为聚集点，其职责囊括修路、疏浚、防卫、治安、办学、诊治、丧葬诸事。（注1）事实上，根据杜赞奇的观察，直到晚清时期，许多村庄除了村庙为中心的宗教组织之外，再无其他全村性的组织。在庙会、公共危机时的宗教仪式以及节日场合的集体庆典中，民间信仰的基本功能就是提供一个可以超越经济利益、阶级地位和社会背景的集体象征，为把众多群众联合成一个社区创造条件。因而，来自生活各个阶层的人们可以在社区中凝结成一个多元的群体，其背后是共同的乡土和广为接受的信仰。（注2）那么，伴随着乡村从传统走向现代，民间信仰在农村社区生活和组织中惯有的公共性角色，又有何种延续与变迁？这是本次田野观察的中心。观察围绕着水村——一个正在经历急剧现代化变迁的拆迁村落——展开。水村地处杭嘉湖平原，是浙江北部、杭州西郊的一个行政村。村域面积3.2平方公里，下属18个自然村（组），杂姓村，户籍在册人口人，户（至年底）。水村距离杭州市中心20公里左右，至今保留着大面积原始水域，近年来又被确定为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延生区予以保护与开发。今天，阿里巴巴（西溪园区）成为定位水村地理位置的新坐标参考，二者的直线距离5公里左右。对于普通水村人而言，阿里不仅意味着更为现代化的、更为便捷的生活方式，更为实际的是，阿里等互联网企业的入驻，带动地价上涨，带来了商业开发的契机，水村现代化变迁正在加速。当然，也使得在如此现代化的片区中谈论民间信仰，成为一个极富现代与传统冲击感的话题。甘棠庙。一、现代治理视野下的村庙复建甘棠庙是水村的村庙，是村中民间信仰活动的中心场所。据镇志记载，甘棠庙原坐落于缸窑桥东，是一座工匠木雕古建筑，庙院占地2.5亩左右。甘棠菩萨是甘棠庙的当家菩萨，从他的服装推测是宋代的官吏，村民据此声称村庙距今已有多年的历史。过往古庙内鲜花簇拥，尤以牡丹居多，每年谷雨前后前来观赏牡丹花的香客络绎不绝，所称“牡丹花神”远近闻名……但是，相比较于这些已“无据可查”的夸耀，更为确切的村庙历史是从其“没落”开始：甘棠庙大戏台在战争年代因年久失修倒塌；那棵传说只喝肉汤的大牡丹被日本人抢走；照料古庙的照老师傅（音）在孤寂中离世；年后，古庙年久失修，逐渐被弃用；大跃进开始，甘棠庙被拆毁；后来在甘棠庙的位置上建造了村小……这也是中国民间信仰场所的普遍命运。“在改革开放前的这类活动都是地下的、偷偷摸摸进行的。因为稍有不慎，轻则受到批评，重则会受到批斗关押。”（注3）村民们也都回忆：“‘破四旧’，鬼神都赶走了，连说都不能说了，‘豆腐饭’都没得吃的”。改革开放之后，对于宗教的解禁政策被陆续颁布，民间信仰的自恢复也就随即启动。对于改革开放之后民间信仰场所的复建现象，被引用最为广泛的数据来自丁荷生对地方民间宗教惊人复兴的粗略估计：自年后的三十年，中国各地有超过一到两百万个村庙被重修重建。（注4）在水村，村民的信仰活动也经历了地下、半公开、公开的过程。一直以卖祭神用品为业的金爷爷回忆道：“到90年代初，灶王菩萨像又开始慢慢有了销路。”年，当政策尚未给予民间信仰合法地位的认可，几位年长的村民就开始聚头筹划复建村庙。村民对生死轮回的需求，对神的责任，以及，对通过“神”的方式联结彼此这样一种方式的偏爱，成为乡民积极主动复建村庙的内在动机。干家爷爷（82岁）甚至还能够回忆起当年的意气风发：“当时要筹建的时候，我们几个老头子开会。我说，‘庙总是要建的，要世世代代传下去的。’几个老头子听了，跳起来，拍桌子说，‘对！要世世代代传下去的。’”“不难看出，中国地方民众的宗教信仰是简单的、直接的、务实的，